就北宋初期而言，家族伦理是指以“敬宗收族”为核心的祭祀、家训、族规等内容。“敬宗收族”一词出自《礼记？大传》，“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收族故宗庙严，宗庙严故重社稷，重社稷故爱百姓。爱百姓故刑罚中，刑罚中故庶民安，庶民安故财用足，财用足故百志成，百志成故礼俗刑，礼俗刑然后乐”。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敬宗的目的是收族，故曰“敬宗收族”，敬宗收族所体现出的作用即“礼俗刑然后乐”，以礼俗取代刑法，而百姓安乐，社稷稳固。这实际上是最早的文化控制思想了。唐代，这种社会控制思想进一步发展，“祭祀之有尸也，宗庙之主也，示民有事也。修宗庙，敬祀事，教民追孝也”。至宋初时，随着血缘家庭的肢解，族内地位的日趋平等，社会上宗族成员关系松散。加之商品经济的冲击，经常会使得富者有社会地位不稳之虞，贫者有失去生存能力之忧，这种状况，既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，亦损害了新兴的士人的存续和发展。因此，宋代的士人阶层祭出了“敬宗收族”的旗号，此时敬宗收族的作用，诚如欧阳修所言，是在“五代之际，礼乐崩坏，三纲五常之道绝”的情况下，为了实现“经国家，定社棱，序民人，利后嗣”的目的而来。士人阶层力图重新振兴宗族， 利用宗族这个古老的自然共同体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，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。随着士人家族的正式出现。宗族的社会职能由阶级分层（选官、婚配），一改而为“敬宗收族”。湖北热气球租赁

　　虽然，“敬宗收族”的目的在于收族，但“敬宗”却是达到“收族”的最佳方式，以敬宗之名而行收族之实，进而达到稳定整个家族的目的。但在宋初，即便是士大夫之家亦是“耳目久不际，往往不知庙之可设于家也”。因此，在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）“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”之前，宋初的家族祭祀是“士庶皆祭于寝”的形式，称之为“寝祭”，即祭祖的场所亦是日常生活之地，将人神置于同一处，显得非常的随意，很不庄重，是对祖先神灵的不尊敬。因此，其祭祀规模和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有限，虽有敬宗之意，但收族之效却不明显。因此一些有见识士人依据自己家族的具体情况，创立祠堂祭祀祖先的方式，真宗咸平年间，任载之子康懿公任中正建祠奉其先祖，曰“家祠堂”，祠堂内神主之位皆依尊卑长幼之序摆放，“其严慈之尊，长幼之序，煌煌遗像，堂堂如生。宗属以之视瞻，精爽以之冯附。”任氏以庄严肃穆的祠堂代替出入随意的居所，行祭祖之事，以此来感召族众，使得众人皆心向族内“精爽以冯附”，并且以“严慈之尊”、“长幼有序”大大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。更重要的是任氏祠堂一反“前代私庙并置京师”的方式，“而复设于居里”，将祠堂固定在家族所在地，既便于族人瞻仰祭祀先祖，又能通过家族祭祀来团聚族众，从而达到“收族”的目的。

　　同样设立专门场所祭祀家族祖先的还有被称为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的石介，庆历元年（1041）十一月二十日，宋仁宗南郊赦书“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”，而就在同一年稍早的八月八日，石介已然“缘古礼而出新意”，“自为之制”，“于宅东北位作堂三楹”，名之曰“祭堂”，“举大王父以下为三十二坟，葬于祖莹，复立祭堂于宅东北位。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也”。待到宋中期家庙宗祠更是日益繁盛，其宗旨亦上升到“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”的高度。可见，从宋初开始，士大夫家族就充分认识到家族祭祀强化祖先认同、明确尊卑长幼之序，从而强化对族众控制的功效。“收族者，谓别亲疎（疏），序昭穆”，在敬宗过程中建立祠堂，祭祀家族祖先，其目的在于将族人全部纳入家族内部的伦理体系，使得族众具有团结意识，相互帮助、和睦相处。范仲淹曾说：“吾吴中宗族甚众，于吾固有亲疏，然以吾祖宗视之，则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。”同宗共祖的血脉亲情成为强化族人凝聚力的必要手段。

　　但是，仅仅依靠祭祀祖先的仪式形成权威，对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进行日常管理，是非常不现实的，由此，更便于实际操作的家训、族规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宋初大多数家训、族规皆以和睦家庭、巩固家族为宗旨，于家族中弘扬“孝悌”观念。以宋初宰相第一人范质的《戒从子诗》为例，“戒尔学立身，莫若先孝弟，怡怡奉亲长，不敢生骄易，战战复兢兢，造次必于是”。范质将孝悌作为后世子弟为人处世的首要准则，并将之看作延续家门的不二法门。其后的宋祁亦在《庭诫》中总结道：“要举一孝百行阁不该焉”，“人性苟有一孝，则无所不包，犹树根一固，而百枝生焉”，孝悌成为家训首诫，所谓百善孝为先，作为家族一员，无论功绩操守如何，一旦被认为是不孝之人，就将成为“名教”罪人，为人所不齿。而家训亦是通过孝顺父母，和睦兄弟，维护“孝悌之道”，达到家庭和睦之目的，进而孝悌及于家族，使家族和睦，并在此基础上维持聚居大家族的稳定。

　　在家训的基础上，对于家族更加有约束力的家法、族规也日益成熟。以宋初名相李昉家族为例，李昉之后四子，宗讷、宗诲、宗谔、宗谅均入朝为官，其家族亦成为宋初声名最隆的家族。但是作为一个“子孙数世，二百余，犹同居共爨”的大家族，其家族的维持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使得李昉家族经久不衰的正是其严谨周详的家法，时人皆称李氏家族“门内之治有规，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，皆聚之一库，计口日给饼饭，婚姻丧葬所费，皆有常数。分命子弟掌其事”，其家财产共有，按例统一分派，族众自然归聚到门下。除此之外，李氏家族尤其重视尊卑长幼的身份等级的管理，即便是“憧憧往来，盈门交道”，亦“亲疏有序，荣瘁不移，子妇佐馔，儿童捧觞”，足见其家法等级之严明。同时，李昉亦以忠孝家风传家，以儒学教育兴门户，李昉曾经教育子弟“尔等各勉强学问，思所以起家，为忠孝以立身”，家传儒学既有科举及第的功效，又与忠孝家风相辅相成，其族中子弟多能“清素谨孝”，以至于宋真宗对李昉三子李宗谔说：“闻卿至孝，宗族颇多，长幼雍睦。朕嗣守二圣基业，亦如卿之保守门户也”，而李氏家族子弟亦没有让世人失望，有宋一朝其族中科举及第者一十五人之多，这对于李氏家族的传承和社会地位的维持是有力的保障。 　　实际上，以祠堂祭祀和家训、族规为代表的家族控制方式对基层社会文化控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但是，必须清楚的一点是，基层社会文化控制与专制王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所谓家法、族规虽意在维系一家、一族的繁荣昌盛，但随着士人的重视，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，使得各类的家训、族规广泛的流传于社会之中。如后世袁采著名的《袁氏世范》，其文言浅意深，辅以日常范例，即便不曾读书识字的人，亦可明白其旨意，淳熙戊戌成书之后即刻板印刷，因而在基层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。不仅如此，宋代几部重要的家训成为私塾、族学教材，如吕本中的《童蒙训》即“是书其家塾训课之本也”。此时的祭祀、家训、族规已经由“立身”、“存家”一改而为“厚人伦，而美习俗”，甚至达到了“可以行之一时，垂之后世可也”xxii的高度，成为当之无愧的“世范”。赵宋朝廷之所以倡导、推崇宗族文化，甚至在国家法典中将一些有关祠堂祭祀与族规的事务加以强制规定，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。这样，宗族这一一度受到冲击的自然共同体，又在宗族伦理文化的作用下重新具备了约束族众的功能，并在士人的大力倡导之下由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社会领域，并且深入基层日常生活，在维护家庭乃至于家族的努力过程中，宗族伦理文化取代了强制的人身关系。文化控制也就成为维护宗族的主要手段，并进一步的延伸到整个基层社会的控制上，进而成为专制王朝社会控制的工具，达到“结之不以恩惠，威之不以刑罚，不为而治”的效果，从而进一步稳定了基层社会，维护了赵宋王朝的统治。